新闻内容返回

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吗?

来源:  时间:2013/9/28 22:59:45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读洪东流的《水浒解密》有感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应守岩

 

施耐庵是何处人?从明高儒、郎瑛和胡应麟的记载来看,都肯定施耐庵是“钱塘”或“武林”人。古代所指的“钱塘”或“武林”者,即今之杭州也。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北兴化(今大丰)人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呼声甚嚣尘上,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就有三次,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不计其数。双方的专家学者对兴化白驹新发现的所谓文物史料的调查和结论则完全相反。肯定的一方认为“(兴化)施耐庵确有其人,不容半点怀疑。”(见徐放的调查报告),有的甚至宣称,这是一项“重大突破”,“解决了几百年没有解决的悬案。”(见《施耐庵文物史料座谈纪要》《江海月刊》1982年第4期);而绝大多数同志对新发现的所谓文物史料作出否定的回答,表示不能同意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结论。先是有人民出版社社长聂绀弩说:“关于施耐庵是是兴化人,是个重大的历史和学术问题,须要专家们仔细研究。目前虽然还不能做结论,但兴化白驹一带发现的材料,大致是不可靠的。”(见《聂绀弩先生于195212月致沈毅力同志的信》)又说:“我到苏北调查过施耐庵的材料,所有关于施耐庵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传说,以及别种传说,全是捕风捉影,无稽之谈,连个影子都没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自序》)继而有张国光、徐朔方、黄霖、刘世德等著名学者相继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苏北“兴化(今大丰)施耐庵”的虚假不实的材料作了入木三分的辨析。在众多学者强有力的质疑下,“兴化(今大丰)施耐庵”炒作热虽有所降温,但在大丰建立“施耐庵纪念馆”,创办《耐庵学刊》,并准备大规模的施耐庵公园、施耐庵陵园建设的步伐不仅没有放慢,而是大干快上,岂非咄咄怪事?为此,我在去年《杭州与水浒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年会》上作了个《杭州孕育了水浒》的发言,其中对“关于施彦端字耐庵的问题”和“关于施彦端的科第和杭州为官的问题”明确地提出我的看法,认为兴化(今大丰)所提供的文物史料“矛盾甚多”,“不可凭信”。今年4月,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州师范大学马成生教授转来江苏大丰《耐庵学刊》上刊登的《杭州与水浒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年会概述》一文。在这篇“概述”中,作者大力吹嘘出席会议的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代表仓显先生对我的批驳是如何地“慷慨陈辞”、“理直气壮”。比如说,在小组讨论会上,“应守岩教授针对仓显同志的发言,提出发难,说:施耐庵的名、字很多,又是施耐庵、施彦端、施子安,这是怎么回事?”文章接着写道:“仓显当即作答,一个作家有多(个)名字,这是各个作家自己的事。鲁迅有多少名字呢?大概有二三十个吧!有的名字一生只用一、两次而已。鲁迅先生之所以这样,他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施耐庵因写水浒而被朱元璋关进‘天牢’,这似乎与鲁迅时代的政治迫害很相似,至于施耐庵有多少名安(字?),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探讨。”原来如此,施耐庵原来还有这么多名啊,字啊、号啊,而且以鲁迅有这么多笔名为证,施耐庵是鲁迅的祖师爷呢。真是大开眼界。因此,“施耐庵有多少名字,还有待于大家进一步探讨。”我相信,在仓显先生等的倡导下,施耐庵名字学研究一定会取得重大成果,我等就静候佳音吧。

更主要的是仓显先生对我所质疑的主要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解答,只是重复老调,在本“概述”当中他又重申了所谓“大丰施耐庵”的“依据”:

(1)       白驹明清小说时代施氏宗祠、古色古香,施耐庵纪念馆前身;

(2)       施氏家薄谱,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并经过江苏省技术厅进行技术鉴定;

(3)       出土文物,施廷佐墓志铭:施子庵残碑,经全国水浒专家学者进行鉴定,大部分意见都是肯定;

(4)       施耐庵墓,早建于明清时代、抗日民主政府进行重修。2007年兴化会议大家曾去瞻仰,佘大平会长宣读祭文。

(5)       建国后多次对施氏进行调查,徐放(人民日报)、刘冬(江苏社科院)、聂绀弩(文化部)、丁正华(苏北文联)写了大量关于施耐庵生平的文章;

(6)       在白驹施家桥一带有数以千计的施家后裔,他们奉施耐庵为始祖;

(7)       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对“白驹施耐庵”观点是认可的;

(8)       文化部批准建立施耐庵纪念馆,一锤定音。

洋洋洒洒,举了八条理由(如有必要,我相信他们还可能举出更多的理由),可谓理由十分充足了。但是,且慢,在这么多的理由中,有的不足为据,有的不值一驳。关键的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因为这两条是真正关系到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的问题。这是问题的要害,我希望大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证和商讨。为此,最近我又看了一些资料,尤其是看了洪东流先生的《水浒解密》一书【说明:洪东流的《水浒解密》(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712月第一版)一书,是作者洪峻峻和他的父亲(未披露姓名)的合著,是作者认为“可以说凝聚着父亲四十多年和我十多年的体会”(见该书《后记》)的研究水浒的力作。全书50万字,分上、下编。上编为“投降挽歌 《水浒传》的独有特质”,是对《水浒传》文本思想内容的研究。下编为“《水浒》纷繁版本和作者疑团”,是对《水浒传》版本和作者的考辨。尤其在下编的乙篇“作者疑团  梳理辫伪”的“虚、实杂糅的‘江苏施耐庵’”一章中,可以说是作者专门针对江苏(尤其是苏北大丰)施耐庵的考查和批驳的。我认为此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做到了“由于各种不同看法、观点的存在,迫使我们慎重思考,反复论证,使本书能够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后记》)读者如对施耐庵的争论有兴趣的话,可找来看看。】,我更加坚定了说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结论未免下得太武断的观点,认为大丰和施氏后裔所提供的材料尚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其中不乏伪造和加工的痕迹。

 

首先来讨论仓显先生认为“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并经过江苏省技术厅进行技述鉴定”的《施氏家薄谱》。

《施氏家薄谱》抄录于《施氏长门谱》。《施氏长门谱》修订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施氏十四世孙施封所修。内有施封所写的序文。序文坦陈“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坠。”又说:“合族之谱,难以考征,惟长门之谱,尚属可稽。”(见《施氏长门谱序》)这就告诉我们:一是此谱承袭先代的《长门之谱》,具有连续性和可靠性。二是此谱承认施家是寒族,没有出过甚么达官贵人,如果有出过中进士做县令的大官,肯定会有记载,大书一笔。但遗憾的是施封所修的《施氏长门谱》今已不存。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是1981年冬天新发现的,由民国十五年(1926)释满家所抄录于《施氏长门谱》的抄件,今称之为《施氏家簿谱》的。在此谱的世系表上写着:

第一世 世祖施彦端公 元配李氏 申氏,生让

第二世 讳让 字以谦彦端公子 元配顾氏 陈氏 生文昱 文颢文晔等七人(今略)

第三世 讳文昱 字景胧以谦公子 元配陆氏  生芸□ 芸士

(下略……)

此谱引起人门关注的是所添加的眉批和旁批。在此谱的首页第一行第一世始祖施彦端的天头,增加了七个字的眉批:“元朝辛未科进士”。在“彦端公”旁边又见“字耐庵”三个小字的夹批。

    现在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这十个字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施氏十四世孙施封修宗谱时所加?还是民国十五年(1926)释满家抄录时所加或为后人所加?

对于这个问题,揭露批驳的文章很多,对此,《水浒解密》的作者洪先生是怎么看的呢?洪先生说:

        《施氏长门谱》的眉批,给一世祖盖上一顶高帽子;夹批,又给一世祖戴了一副假面具,这是作伪造假者,为以“耐庵”取代“彦端”,进行以假代真进行调包预作前提,蓄意埋下的伏笔。(p521)

洪先生一开始就点出作伪造假者的良苦用心。是的,有了这十个字,那真是非同

小可:一是把一个村老乡民的施彦端一下子改换们庭,成了有进士身份的官员。

二是更主要的可同《水浒传》搭上关系,即《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就是施彦端

也。这是一种无中生有,暗渡陈仓的手法。那末,这些字是谁加的?洪先生指出:

“族谱”加眉批、夹批,显得不伦不类。《施氏长门谱》修谱者施封等,态度严肃认真,决无可能,也无必要轻率地在正谱正文之外,再节外生枝,给正谱添加眉批、夹批。(p522)

接着洪先生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种加眉批、夹批,绝不可能是《施氏长门谱》修撰者施封等所为,而是后人所加。文章写道:

首先,从字数来看:一世祖施彦端一行,总共只有十六个字,由于文字宽松,修谱者还故意拉长空隙,让十六个字充实其间;而第二世施以谦一行,却有二十九个字,全部容纳一行之内。始祖一行,把眉批、夹批全部纳入,也只有二十六个字,绰绰有余容纳,决无必要把那十个字提出,另行眉批、夹批之理。

再从字体大小、位置来看:第二世、第三世,名、字都在正文之内,“字以谦”、“字景胧”等字体都很大,唯独一世始祖旁夹批“字耐庵”三字,不仅置于正谱正文之旁,而且字体小得可怜,竟比其儿孙的字号小得多,给人以对其先祖大不敬的感觉。这不可能是对其先祖有深厚感情的嫡嗣长门后裔施封等所为,而只能是旁人所添加。

特别是就其内容而言,这眉批、夹批显得十分荒诞无稽。一世始祖施彦端,这“彦端”,本身就是“字”,其讳名已失,修谱者宁缺毋妄。而在“彦端”之旁,再加批注:“字耐庵”,显得多么地不伦不类。若硬要为之评点批注,也该再多加一个“又”,(即)“又字耐庵”,方在文字上显得通顺了。其实,这个“又”字的有无,并非疏忽,而是夹批评点者有意而为之,即成心要以“耐庵”取代“彦端”,意在含混蒙人,暗渡陈仓,岂肯添加“又”字画蛇添足,招人注目起疑。 (p522)

 洪先生的观察十分细致,批判针针见血,很有说服力。我在《杭州孕育了“水浒”》(见《水浒争鸣》第十一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一文也作了简要的批驳。但是江苏省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秘书长仓显先生对这种造假作伪问题的质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避而不谈,不敢正面回答,而是拉虎皮作大旗,说:“施氏家簿谱,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并经过江苏省技术厅进行技术检定。”(见《学庵学刊·杭州与水浒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水浒学会2009年年会概述》)。对此问题,洪先生在《无须鉴定的鉴定结论》一节中也专门进行了批驳。文章先回顾了鉴定之事的来龙去脉:

乾隆《施氏长门谱》原件已失,现存之谱,乃为施氏十八世裔“释满家”抄录本。谱名《施氏家簿谱》,实即《施氏长门谱》,是原谱原件连同后来添加的眉批、夹批的照实誊写,既保留了原谱原文的原汁原味,又能反映出眉批、夹批作伪造假的蛛丝马迹。

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上刘世德曾经提出,《施氏长门谱》“始祖彦端公”旁夹批“字耐庵”三个小字,是后人所添加。为堵口实,会后,有人把《施氏家簿谱》送交江苏公安厅,要求检验“字耐庵”三字与家谱字迹“是否同一人所写”。19821026日,《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云:

                      检验

经检验,《施氏家簿谱》及“字耐庵”三字均为毛笔竖行书写,字迹书写正常,特征反映明显,特别是“庵”字的“电”字部写法及单字细节特征等,与《施氏家簿谱》字迹对比,二者书写水平、起收笔的运笔特点,完全反映了两者书写习惯的统一。

                  结论

“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P523)

 

面对这样一份鉴定结论,有人欣喜若狂,他们说,既然权威部门作了“科学技术鉴定书”,这个问题(指添加字造假的问题)便就此解决了,再讲更多的理由,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针对此种说法,洪先生的文章写道:

果真如此吗?举目江苏省公安厅的“检验”,看不出使用了甚么高科技手段,也只单凭目测。且其只以“庵”字的“电”字部写法作比较标识,也显得并不完满妥善。尤其是最后这个“鉴定”《结论》,可以说是一个无须“鉴定”,谁都一看原件就知的《结论》,动用权威机关的图章来盖章论定,似乎是多此一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为“同一个人所写”,而在于是否后来添加。(p524)

洪先生接着写道:

“字耐庵”三个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若是被鉴定的是乾隆谱原件,如此“鉴定”《结论》当然无可非议。可是这《施氏家簿谱》并非旧谱原件,而是旧谱的照本依样抄录。(p524)

这就告诉我们,所谓的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的“检验”,并不能解决这添加的眉批、夹批是否作假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证明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问题。充其量只是对这几个字是施氏十八世裔“释满家”所写还是其他人所加,如果对案件进行侦破工作也许有点用处。因此仓显先生的所谓“施氏家薄谱,明确以施耐庵为始祖,并经过江苏省技术厅进行技述鉴定”的大帽子是吓不到人的,其辩解是苍白无力的。

 

再说对施彦端为“元朝辛未科进士”的眉批,洪先生回顾了自《施氏长门谱》添加眉批以来到丁正华发表文章《关于施耐庵的传说》云施耐庵“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举,三十五岁入翰林”造假历史后,从两个方面加以批驳。

一是从最早的墓志对施彦端的记载来看。洪先生说:

苏北兴化施氏宗族一世祖施彦端并无那样光彩的历史经历。关于施彦端其人其事最可靠的记载,见于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就那么十几个字。若是其既中秀才,又中举人,并入翰林,为官二载,在乾隆以前的确凿可靠的文物中岂能一无反映,而要靠作伪造假和传说来反映?元至顺辛未(1331)时施彦端尚未出生,哪能中“进士”?……(p509)

二是考察施彦端的出生年月来看。根据《施氏长门谱》的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施彦端生于“大元甲申”(1344),在洪武癸丑(1373)年生子施让。对此,洪先生说:

尤其是这个眉批:“元朝辛未科进士”,更是不通之极。“元朝辛未”,为1331年,能中“进士”,起码得是中青年,据称三十五岁,到了洪武三年(1370),已达七十五岁高龄,寿终正寝。而第二世施让是施彦端于洪武六年(1373)所生。这“元朝辛未科进士”的大帽子,怎么也盖不到施彦端头上。给《施氏长门谱》添加这种眉批、夹批者,不是出于明显的无知,就是明知故犯,蓄意作伪造假。(p522

    这一观点,洪先生在批驳附于施埁《施氏族谱》之后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把“先公彦端”改为“先公耐庵”的偷梁换柱做法时,也说过:

先就开头一句而言,原文为“先公彦端”,与后文所言“洪武癸丑”(1373)生施让,名正言顺,合情合理。改为“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1331年(辛未)的元朝进士,到了洪武三年(1370)入土,享年七十五岁。死后三年,又怎能生出儿子施让?(p526

    由此可见,把施彦端说成是“元朝辛未科进士”,这是为要把他偷梁换柱为曾官钱塘、会写《水浒传》的施耐庵的文化需要。为此不惜随意改动出生年月。终于又暴露出牛头不对马嘴的信口胡说。洪先生的批驳是有力的,是击中要害的。

 

其次,再来看出土文物,主要是所谓施耐庵的墓志铭等。

从兴化施氏后裔所提供的墓志铭中,有三篇墓志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仓显先生所说的《处士施廷佐墓志铭》,二是杨新所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三是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

先看《处士施廷佐墓志铭》。此墓碑19788月发现,8111月上交,由于未及时征集保管,损坏严重,字多磨灭,但尚能辨别出一些字迹。其残文为:

施公讳□,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以谦生父景□。……”(见《江苏新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4期。)

这文物应是真实可信的,但是否像有的学者所说的,这些文物的发现,为苏北“施耐庵确有其人,提供了铁证”呢?我以为:由于此材料缺损太多,已失去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再者正如洪先生所说的:《处士施廷佐墓志铭》,只有“曾祖彦端”,并无一字提及“耐庵”。至于有人想从此材料的“大元□□”中考证出施彦端出生于“元贞丙申” (1296),从而把他与施耐庵“生于‘丙申’(1296),辛未(1331)三十五岁中‘进士’,卒于洪武三年(1370),享年七十五岁”挂起钩来,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具体论说见前)。仓显先生把这样的材料作为“振振有辞”的铁证,岂不是很可笑吗?

再来看杨新所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此《墓志铭》有两个版本。一是附于施封《施氏长门谱》后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人称“清乾隆本”)。其文曰:“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生以谦,少有操志,续长,克承家业。父母以孝,兄弟以敬,朋友以信,人无间焉……”对此,洪先生评之曰:

    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原文抄件:“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是对其为人一生行为的高度的集中概括。一无超凡出众的雄才大略可以称说,又无出类拔萃的专门特长能够标榜,更无引人注目的诗文著作鸣世惊人,施彦端只不过是一个村老乡民,其影响仅仅限于“乡邻”之间。

但到了另一附于施埁《施氏族谱》之后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人称“清咸丰本”)其杨新对原施彦端所写的的一段话已改为:“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既然是同一人所写,又是同一篇文章,为甚么会前后人名有变,而内容又出入这么大的怪事呢?

对此,洪先生分析道:

        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有两个不同的文本。……两相对照比较,便可一目了然。……挖去了“彦端”两个字,补进了“耐庵……”正好三十个字。《墓志铭》不同于《施氏长门谱》,乃是通篇紧密相连的文字,而且又是用“耐庵”等三十个字,替换下“彦端”两个字,当然不能再用眉批、夹批的办法处理。于是便重新抄录,加进伪品,将它附于《施氏族谱》。……(p526

对这种偷梁换柱的挖补手段,难免疏漏。洪先生从三个方面加以揭露:

        先就开头一句而言,原文为“先公彦端”,与后文“洪武癸丑”(1373)生施让,名正言顺,合情合理。改为“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1331年(辛未)的元朝进士,到了洪武三年(1370)人士,享年七十五岁。死后三年,又怎能生出儿子施让?

        再说中间一句:“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朱元璋岂能放过他。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寺,施耐庵是真名实姓,有老有小,怎能隐居得了。逃得了正身,也难免亲友受累。

        最后一句“著《水浒》自遣,就《水浒传》内容,谁都一看便知是“发愤”所作。将它归之于自我“消遣”,实在太过轻率。

如此等等 都显示出偷梁换柱者所补之言,荒诞不实,流露出其伪假品的实质。(p526-527)

就这样,作者既揭露造假的过程和手法,又暴露其“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漏洞”。可谓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最后,我们来看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据曹晋杰等所写的《施耐庵史料文物新考》(作者 江苏盐城地委曹晋杰 大丰县朱步楼 张袁祥  见《水浒争鸣特辑》—一九八二年《水浒》学术年会论文选湖北省《水浒》研究会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合编)一文披露:

从见诸文字的史料来看,同一史料,几种本子,文字互异,更是矛盾百出。传为王道生所作的《施耐庵墓志》就有两种,一见之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引,一见之于《兴化县续志》,后者较前者在文字上有多处增删,较重要的有四处,即:将墓志开头“元末赐进士出身”,改为“生于元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将墓志中“公死之年七十有五” 改为“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将墓志中“其后人述元先生遣柩南去”改为“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将墓志最后胡文在“(墓志只此,下已剥蚀)”删去,加上一句“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胡瑞亭抄录此墓志时,虽自称“节录”,但决不会把这些生卒年月等重要文字删去,显然为后人入志时所增补。”

如果说《施耐庵史料文物新考》一文的作者从《施耐庵墓志》的两种文本的差异来揭露王道生所写的《施耐庵墓志》的造假谜团,那末,洪先生是从分析文章本身揭露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的“欲盖弥彰”:

首先,就标题而言,题为《施耐庵墓志》语气显得十分生硬。一般《墓志》,没有官衔的称“处士”,……;有官衔的加头衔,……。唯独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既不称“处士”,又无“辛未进士”等头衔,甚至连一个“公”字都不会使用。出于晚辈对近邻亲友先祖应有的尊重和起码的礼貌,至少应题为“施公耐庵墓志”。王氏不懂“施”后这个“公”字必不可少,竟毫不忌讳直呼“施耐庵”,是一副前辈尊者对后生晚辈的称谓语调,可谓出语不逊,……与王道生自称的近邻晚辈的身份极不相称。……

通常,《墓志》总要对墓主家庭状况,作个交代。……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只提“公讳子安,字耐庵。”仿佛是天上掉下,地上冒出来的,上无父母,中无妻妾,下无子女,光棍一条。这表明,《墓志》撰写者对施氏墓主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甚至不知有施彦端其人。……

撰写墓志,一般总得交代一个确切的年代,以“志”纪念。……王道生《墓志》,只交代“去岁”二字。既曰“去岁”迁葬,当然,“今年”撰写《墓志》已明了。但是“去岁”、“今年”,究竟具体是何年?除王道生本人心知肚明外,别人却无从知详。王道生如此故意回避明确时间,……当然是心有苦衷,不便明言之故。

撰写《墓志》,应为墓葬需求,由具一定身份,对墓主有一定了解的人来承担。……王道生于施家非亲非故,也未受施家请托撰写《墓志》。况且,施氏宗族十五、六世裔孙“述元”们去岁已完成“迁其祖墓”,墓已建,碑已立,大事已都告成,并无请托撰《墓志》的需求。王氏“去岁”在施家“流连四日”,不作《墓志》;事隔一年,这位对施氏族祖一无所知,对撰写《墓志》又一窍不通的王道生撰写《施耐庵墓志》,只“志”不“铭”……这种作为,有悖常理,极不正常。(p530)

洪先生从四个方面详尽地论述了王道生撰写此“墓志”的不懂起码礼节和缺

乏常识,从而揭出造假作伪的硬伤。

那么,这王道生究竟是何许人呢?曹晋杰、朱步楼、张袁祥在《施耐庵史料

文物新考》一文中说;

托名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和袁吉人的《耐庵小史》,都出于近人手笔。

洪先生揭露道::

苏北淮安当地王氏家族颇有点名气,其中有位名叫“王锡琪”的人,别号王道生。袁及人,化名袁吉人,托名王道生,故意含糊其辞,掩人耳目。1928年,有位名叫胡瑞亭的人,“奉公查户口”,得知其情,将袁氏《小史》、《墓志》,连同其写的《施耐庵世籍考》,刊于上海《新闻报》“快活林”副刊。此后,这位胡瑞亭的“胡本”、“胡说”,就成了“兴化施耐庵”的主要依据。显然,这袁吉人、王道生,就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直至民国初期的人物。如此看来,王道生炮制那破绽百出、不像样的《墓志》,就不难理解。(p536

原来如此。

从曹晋杰等人的文章和洪先生的揭露中,我们得知这些被仓显先生看作大丰施耐庵铁证的所谓文物史料的来龙去脉及其炮制过程。这样的史料值得信任吗?

 

现在我在此只就被仓显先生等认为最具史料价值的族谱和墓志两个方面的材料引证洪东流先生的看法来揭穿其虚假的面目。其实洪先生在书中所揭露和批判的内容比这要丰富得多,全面得多,深刻得多。从洪先生所揭露的内容来看,关于苏北兴化(今称大丰)施耐庵的造假作伪历史之久,参与人物之多,造假“文物”之丰富,涉及面之广泛,影响力之巨大,可谓史无前例。但仅从洪先生所批驳的这两方面来看,其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绳,察奸识伪,辨微见著的判断力和逻辑性,不仅有力地批驳了错误观点,同时还揭穿了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或捕风捉影,或胡编乱造等等的作伪造假的种种伎俩,这对于提高读者的识别能力也是大有好处的。再者洪先生的文章是许多专家观点和材料的梳理和综合,也就是说,仓显先生所说的这些材料和观点早以被当时的多数专家和学者所否定,并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可仓显先生却依然大言不惭并喋喋不休地重弹老调,旧曲重唱,他是否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当年揭露作伪造假的专家退休的退休,离世的离世,他就可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谎言重复多次就能成为真理,从而达到弄假成真的目的呢?这虽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但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为此,我建议:或者以全国水浒学会牵头,或者以全国较有权威性的机构或单位出面,结合解放后的三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和全国水浒学会学者和专家关于围绕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以及苏北施彦端是否就是施耐庵等的争论,把正反双方的观点和文章都加以搜集整理并公开出版,立此存照,有文可稽,让读者、让后人去辩明是非,或继续研究。这样不是可省却多少口舌之辛劳和翻检之工夫吗? 

至于仓显先生在《整活水浒资源,发展旅游事业》一文中提出的“江苏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行踪为重点,加大施耐庵纪念馆、施耐庵公园、施耐庵陵园的建设和宣传力度;山东以梁山、郓城、东平、、阳谷为中心,侧重于梁山聚义和水浒故事的景点建设;浙江则侧重点加大征方腊的水浒故事和秀丽的山川风光开发利用,各地水浒文化资源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观点,初听起来,好像甚有道理。仔细一想,问题甚多。一是我不知仓显先生在全国水浒学会担当甚么领导角色。在文中,仓显先生就像一个水浒研究的领军人物胸怀全局,布陈排兵,布置对水浒学的全面研究。请问,你的这一观点是代表江苏的建议、意见?还是得到全国水浒学会授权的水浒研究的战略方案?二是仓显先生的这样分工,我以为有束缚其他各省、全国各地的水浒研究人员的手脚之嫌。我认为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三是仓显先生自封江苏大丰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故里。但至今为止,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依然认为尚无可信的材料能证明苏北施彦端就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正如聂绀弩同志所说:“关于施耐庵是不是兴化人,是个重大的历史和学术问题,须要专家们仔细研究。”我认为他的这一教导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这就告诉我们:要解决问题,就要材料第一、真实性第一、科学性第一。它与依仗地方背景、依靠经济实力、依靠弄虚作假的纪念馆之类的建筑,或借此垄断作者研究等等,是格格不入的。就像英国的莎士比亚之谜至今尚未解开,要证明被高儒、郎瑛和胡应麟的记载所认定是“钱塘”或“武林”人的施耐庵不是杭州人,他的故里是某某地方,要解开此密,看来还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找出真正信实可靠的证据。

 

也许是把苏北白驹镇打扮成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故里以后给大丰市振兴当地经济、发展旅游事业、提高文化品位带来巨大的利益起了示范作用,当今我国各地借历史名人发展地方经济而出现名人故里之争的怪异现象此伏彼起。据报载,从2005年开始,辽阳、铁岭、武阳、唐山市四地展开了曹雪芹祖籍地的争夺战。先是2005年辽阳兴办“辽阳红楼梦文化游览区”项目,规划占地375亩,投资总额约2915万元;而后在2008,铁岭推出“曹雪芹关外祖籍纪念地”项目,属于铁岭休闲度假区的10大项目之一;同年,武阳推出“中国武阳红楼文化(国际)旅游产业园”,总投资4300万元;2009年,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启动“红楼寻梦城”休闲度假景区项目,规划占地1714亩,总投资12亿元。2008年,又出现了为老子而大动干戈的文化战。先是甘肃省临洮县宣布,计划投资8000万元建造“老子文化园”;次日,河南鹿邑举行了纪念老子诞辰2579周年公祭大典,并对外宣布将举办“中国·鹿邑国际老子文化节”;2009,安徽涡阳县计划投资不少于5亿元,建“老子文化生态园”,打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家文化胜地。诸如此类的名人争夺战不只是曹雪芹、老子,近年来,还卷进了李白、诸葛亮、赵云、吕布、貂蝉,甚至是孙悟空、西门庆这样的文学人物。本来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作为借历史上的文化人物,既达到宏扬文化的目的,又能助发展经济以一臂之力,未尝不是好事,但现在的持续喧嚣的故里之争,不仅充满火药味,化钱如流水,而且竟然丧失了道德标准,以丑为荣,把西门庆也争得个你死我活,这不是走火入魔么?而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的为了争夺名人故里竟然抛出假文物,或者在真文物上做手脚,制假造伪,欺蒙世人,把一项本来需要实事求是考证、需要科学态度对待的神圣事业搞成一团浑水,把名人故里的建设因私心杂念而变了质,改了味,沦为争名夺利的工具,成为欺世蒙人的假古董,这究竟是科学研究的迷失?还是社会道德的堕落?

参考文献:

1、《水浒争鸣》第十一期(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10第一版

2洪东流的《水浒解密》(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712月第一版)

3《水浒争鸣特辑》(一九八二年《水浒》学术年会论文选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合编)

4、《耐庵学刊》(施耐庵研究会)

图片新闻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免责申明
鲁ICP备13015179号-2

    战略合作:梁山今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1885478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