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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与两次南北文化交流

来源:  时间:2013/9/28 22:56:13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李永祜

 

(论文提纲)

一、“靖康之”后文化中心南移为说话艺术复兴造就了土壤和

“靖康之变”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环境相对安定、人口迅速增加和城市建设,推动、刺激着被战火摧残的杭州经济迅速恢复,呈现繁荣的景象,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文人学士和文化店铺的南迁,瓦舍的兴建,城市建筑、生活情调和民俗风尚等呈现出的浓郁的旧京色彩形成的文化氛围,为说话艺术的生长发育造就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催生出了四人单传和《宣和遗事》两项第一次文化交流的成果。

二、四人单传和《宣和事》是第一次文化大交流的重要成果

“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项个人单传,载于罗烨的《醉翁谈录》,均问世于杭州瓦舍兴建后的头二三十年内。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丰富传说、鲜明个性等因素,大概是使他们成为单传首选的原因。第一批单传或许只此四人再有一二人。四人单传以后应当有其他单传陆续出现。

《宣和遗事》是四人单传之后的另一重要成果。《遗事》中的梁山泊起义始末是具有整体框架结构的群体性、综合性大故事的节略。《遗事》显示忠义思想的滥觞,初露南北方言词语并行、相融的迹象,蕴含详北略南的构思重点,隐伏三十六人排序的密码,使用南洛(乐)县、五花营真实地名的做法等,包含有多种信息,值得化大气力进行探考。《遗事》各部分并非成于一时,有彼此撮集在一起的痕迹。其面向听众讲述最早的部分与四人单传在时间上不相先后,但整个大故事的完成不会晚于宋宁宗庆元六年即1200年以后。其书面的刊刻或许在宋理宗(1225-1264)年间。《宣和遗事》是水浒故事发展演进的里程碑和桥梁。《遗事》为其后的《水浒传》提供了初步思想基础和艺术借鉴,使水浒故事终于构造成长篇巨著《水浒传》。

三、在第二次文化大交流浪潮中施耐庵、罗贯中熔锤炼峰作品《水浒传

《宣和遗事》问世以后,水浒故事继续发展,尤其是南宋后期四五十年即宋理宗和宋度宗时期,说话艺术较前更为兴盛,人才众多,出现了同一故事、同一人物多人编演,自由竞赛的局面。未有单传的人物被编演出单传,已有的单传或继续充实丰富,或遭淘汰、代替,出现新作。个人单传、小群体故事、连台本之类的大故事都先后出现。从《水浒传》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北方的水浒故事在元朝建立前后,开始破土而出。关汉卿的杂剧有反映,以高文秀为代表的杂剧家创作出了22本水浒杂剧,今存四本。以描写水浒英雄除暴安良为主题,李逵是主角。许多情节与《水浒传》相同,主要来源于梁山泊地区的民间传说,人物数量仍为三十六人。

元军南下北宋灭亡,出现了第二次文化大交流,大批文人学士南下杭州等地游历或定居;南方的文人学士也北上游历、应试求官。关汉卿、白朴留下了游历杭州的散曲之作。关汉卿、尚仲贤、王伯成、石君宝的作品被在杭州刊刻。

施耐庵的生平不详。关于他的情况的一些推测。施耐庵接受了《宣和遗事》的基本框架,以宋江为中心和主线,以主要人物为支柱,将其他人均插入其中,推进故事发展并走的高潮。施耐庵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去粗取精、改造重塑。对史进、鲁智深、林冲、武松和晁盖小群体有不同的处理。他强化了宋江的忠义思想,细致描写了受招安的曲折历程。从《水浒传》蕴含的内在线索,推测他创作的本子最初可能起于智取生辰纲,止于平方腊、封官受爵。施耐庵加工再创作的本子保存了水浒故事最精彩的部分,人物个性鲜明,结构完整、紧凑,情节丰富多彩,语言精炼生动,受到社会欢迎,被称作“施耐庵的本”。

罗贯中是《水浒传》的最后加工定稿者。他的籍贯存在争议。近年学术界对《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中的诗词和《水浒传》中的诗词的研究,认定他参与过对《水浒传》的纂修无可怀疑。罗贯中的最大贡献是他改变了“施耐庵的本”大团圆的结局,写“乱自上作”、毒自上来,创造了起义军受招安后的悲剧结局,加强了作品对封建统治阶级罪恶本性暴露和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为后人总结了血的教训,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认识价值。

这部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水浒传》约于元末明初问世,它一经出现,就代替了其他版本,成为流传后世的最主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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