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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山到井冈山

来源:  时间:2013/9/28 22:53:25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浅析毛泽东上山的心路历程及革命实践

赵德岷

1919年春天,毛泽东去山东拜谒了孔墓”,“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引自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惫,几经询问,已迈步在当时水浒英雄安顿家属的后寨——现在后集村的繁华街面上了”。他住在了后集村马家家祠里面,与私塾先生马传真老人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两人洗了脚,抵足而聊,一直到鸡叫三遍”。第二天又让马传品带路上了梁山,“当年毛泽东上山是我父亲(马传品)带的路”。“毛泽东在馍台柿子林稍事休息,便沿山谷上了骑三山,经黑风口,到了梁山的主峰——当年梁山聚义厅的旧址,虎头峰。在山上,毛泽东拣到了一些当年的瓦片,他俯视水泊梁山苍茫的大地,感慨万千……”(引自张庆建撰写的《毛泽东来梁山》)。201083日,央视10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播出了《发现水浒》的节目,传达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信息: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曾来过梁山。

这种种信息,确证出:毛泽东在1919年的春天,的确来过水泊梁山。

但是,来梁山又和毛泽东今后的革命生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孤立、偶然的事件吗?它与日后的毛泽东上井冈山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梁山之行曾给了青年毛泽东怎样的启示?我们不妨试着揭开这层罩在昨天历史上的迷蒙面纱。

一、年轻的毛泽东对《水浒》的钟爱

1906年,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了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当时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1906年阴历9月的韶山冲,从一条弯弯曲曲的黄泥小路上,走来了一个挑书箱的少年,这就是刚被井湾里私塾先生赶出来的“反叛”学生——13岁的毛泽东,原来,这天上午,毛泽东正背着老师在偷读《水浒传》。正当他被梁山好汉深深吸引住的时候,先生突然夺走了他的书,鼓起眼睛训斥他:“你这是反叛,我不敢教你了,收拾你的书籍回去!”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9岁开始的5年私塾学习,回到了上屋场。他第一次失学了。(董志英:《毛泽东秩事》。)

1910年,毛泽东准备去县城东山学堂读书,他把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边装着他的两本藏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后来1936年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那是我在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毛泽东同志不但对水浒一书爱不释手,而且靠这本书奠定了他的理想。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有一年过中秋节,他对同学们谈论救国之道,有的同学主张进入政界,有的主张当教员以影响后代,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别人问他怎么办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学梁山泊的好汉”!

这些都说明,《水浒》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奠定了他日后“上山造反”、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来梁山前后毛泽东的思想轨迹

1919年的春天毛泽东来梁山的时候,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各地正在爆发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即191954日,为抗议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为废除割让山东权益的《二十一条》,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的3000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火烧了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痛打了驻日公使陆宗舆,进而导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罢课、罢工、罢市,此即为“五四运动”。

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于19184月组织了湖南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宗旨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并积极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准备看看外面的世界。1919年初,毛泽东思想转变,想把时间花费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他讲:“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而当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恰在北京,做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面对激愤的学生蜂拥走上街头,进行请愿,“但毛泽东置身于外,他这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当北京的学生热心于国家存亡时,他漠然处之,独自离开北京,去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引自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水泊梁山。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种争取合法斗争的游行示威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传》中还写道:“在北京的激进分子宣称要抛弃中国一切古老的东西的时候,毛泽东却沉溺于古老的文化泉源之中”,很显然,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而当北京发生这一巨大事件时,由于此时的他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不赞同请愿的方式,便只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故纸堆里去寻找精神的支撑,就只能到古战场中去汲取奋斗的力量。应当说,从19184月至19195月这段时期,是毛泽东的立志和迷惘期。也就是虽然有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志,但如何去实现目标,则缺少办法,内心较为迷茫,故而苦闷抑郁。

而来梁山一行后,他的思想又受到怎样的转变呢?请看史料。毛泽东春天到梁山后,便赶回长沙,精神为之振作,在长沙积极操持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并自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714日的创刊号上标明自己“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721日又连续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称:“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正在借鉴宋江的办法,广交天下朋友,广聚四方英才,鼓动人们“造反”。紧接着毛泽东又坦陈思想道:“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没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我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是毛泽东同志受宋江起义的启示要当家作主、奋而造反的觉醒。“吾人应主张与社会奋斗。……反抗旧社会!与其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为目的达不到,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天下之至刚至勇,而最是以印人脑府的了!”这里则是对造反的进一步觉醒,并且已经达到决绝的地步,完全溶入了梁山好汉的勇武阳刚之气。“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君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是联想到了北宋的社会背景和梁山英雄的壮举,试想北宋末年的政治不也如北洋军阀时期一样相似么?而宋江义军走的道路也就是“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的路子!这种路子就是后来毛泽东经常提到的“上山”,和“下湖”。很显然,毛泽东的语言风格及思想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梁山一行的影响,受到了宋江起义的深刻启示。

至于接下来,毛泽东同志组织发动的建党、工人罢工、农民运动等一系列事件,均是受到了梁山之行和《水浒》的影响。在成立中国共产党之时,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背景是:各种主义盛行各种思潮云涌,而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炮响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这对当时年轻的革命者来说,是一种在三岔路口的抉择考验。无疑地,毛泽东所推崇敬重的水浒英雄的奋斗模式加重了他选择的砝码。在192112日新民学会的一次讨论中他说道:“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试想,他所说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与水浒上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方式不是不谋而合、同处一辙吗?!而至于组织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则是与宋江的“招贤纳士”和“组织造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总之,梁山应当是一个分水岭,来梁山前和来梁山后的毛泽东前后判若两人,前者抑郁苦闷,孑然一身;后者生龙活虎,神采飞扬,携朋引伴。因此说,五四时期的毛泽东的思想是应分为两个阶段的,即以“上梁山”为界,梁山之前是“立志和迷惘期”,来梁山之后是“反叛的觉醒和造反的酝酿期”,在酝酿期的建党建队伍是与宋江的招贤纳士、招兵买马相通的。一句话,来梁山对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影响是巨大的。

三、上梁山对上井冈山的影响

读《水浒》只是作为一名读者对故事的感性认识,而到现场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则会陡然加深印象,强化认识。毛泽东自从踏上梁山巅峰后,便把他从想像中的《水浒》中一下子实实在在地拉回到现实的大地上来,既增强了他革命的决心,又明晰了他革命的路线图。

(一)思想上的影响。毛泽东善于以古为鉴,他在梁山的虎头峰上必然会从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后的东躲西藏被追杀,及宋江犯法后的亡命天涯,到后来众好汉在梁山拿起刀枪后的从容快乐,迅速比对联想到联合造反、枪杆子及根据地等几个重要问题。梁山泊宋江的问题自今以后也会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长期在肚子里反刍发酵。果然时隔八年他就先后提出了“枪论”、“上山论、“屁股论”思想。所谓的“枪论”,就是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按:指马日事变),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可以这样讲,八七会议前后,与“一起造反杀到东京”极为相似的武装斗争夺取天下已成为毛泽东思想孕育的先声,但究竟怎样去打天下呢?具体到当时每个革命者来说,在思考今后的革命之路怎么走时的答案却是不相同的。这从19277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张。陈独秀说:“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张国焘提出脱离共产党,可以上山“抢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则主张进攻城市。而毛泽东与众不同,坚决地主张在党领导下的“武装上山”,这样“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党手里“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注意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已敏锐地看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会搞阴谋“事变”,要我们党早做准备。毛泽东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形势的最高认识和科学预见。具体来讲,从《水浒传》中脱胎出来的“上山”思想被毛泽东反复提出了这样几次。①19276月,毛泽东在“马日事变”后的会议上鼓动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最早提出:“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7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农民武装如何应对敌人的搜捕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保存武力”,并要“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720又强调:农民自卫军难以公开存在,必须“上山”。89,毛泽东再次大声疾呼:“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当瞿秋白动员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时,毛明确表示:“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99,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在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动军队阻击、损失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部转战千里,到达井冈山地区,他手拿地图,指着罗霄山中段说:“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最终现了他长期坚持梦寐以求的“上山”思想把一支革命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他作为革命“山大王”的辉煌历程。由此可见,梁山好汉们的“上山”行为在毛泽东心里打下了多么深的烙印!

在“上山”这个问题上,一些党史研究专家也感到迷惑不解,认为:“上山思想在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显然是一个突破。他能够比较超众地提出这个思想,得益于什么呢?”我的响亮的回答是:得益于梁山之行,得益于对《水浒》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二)在确立根据地上的影响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坚定地确立下来了,但是上什么样的“山”呢?1919年春天的梁山之行,站在梁山的虎头峰上毛泽东感慨万千,他充满智慧的大脑里究竟想了些什么呢?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自然地会想到,“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一度置大宋皇帝无可奈何,他们靠的是什么呢?他必定会想到:1、凭借八百里浩淼水泊这一天险,易守难攻。2、处于山东济州与郓州等几州管辖边缘地带,且便于隐藏千军万马,是统治者统治的薄弱区。3、当地农民、渔民如晁盖阮小七之流,不堪压迫,向往造反,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千里迢迢来梁山并非是来游山观水,他是带着神圣的使命来的;他又是革命的有心人,在日后繁忙的革命工作中他始终没有忘记寻找这座造反革命的“梁山”、这块安身立命的“水泊”。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19271月在衡山作农运调查时打听到一个叫李绍山的矿工,李告诉他:“这种山在湖南也有,从安源到莲花再走个十把路程(意为百多里路),就有个躲藏绿林好汉的地方,叫井冈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听说井冈山。到9月份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又说:“如果退到安源,还不如跑到井冈山去,那里到处是高山大岭,藏得下千军万马。”至此毛泽东心目中的“水泊梁山”开始有了着落。而当19279月,毛泽东率领起义军撤离到湘东地区,转移抵达莲花县境,宋任穷带着中共江西省委的信赶到莲花与前委取得了联系,看到信中介绍湘赣边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提到了宁岗有党的地方组织,井冈山地区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军”时,毛泽东同志的眼睛再次为之一亮,存储在他脑海“信息库”里的“水泊梁山”再度冒出来,一个最为理想的“梁山泊”终于在他心里落了地生了根。经过调查研究,他迅速在九月十九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围绕打长沙还是上井冈山与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了放弃进攻长沙、南下萍乡向井冈山进军的建议,当时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历代都有‘山大王’,唐朝有瓦岗寨,宋朝有梁山泊。‘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要到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他指着地图告诉大家:“看,这是罗霄山脉。这是中段……这是北段……南段。中段地处湘赣两省边界,范围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州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这一带距离大城市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北段的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迫近长沙、武汉等大都会。南段地势虽好,但政治上的影响更小。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为适中,党的组织、群众基础都较好。”经过一夜的争论,大家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第二天的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同志又讲道:“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我们也要变。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我们要找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

由此可见,《水浒》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何其大,这块根据地与宋江的梁山根据地又何其相似!我们不妨比照一下,一是都据天险。梁山是八百里水泊,可容千军,井冈山是五百里莽莽大山,可藏万马。二是二者均为敌人统治薄弱区,三是二者皆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三)襟怀上的影响。《水浒》中有两个鲜明的领导人物,一个是小肚鸡肠容不得人的王伦,一个是心胸博大,容得下一切投靠者的宋江。宋江从不吝惜钱财,遇难即帮,逢困即扶,正是由于他的胸怀四海,联络八方,仅充军发配一段,就为梁山聚义27位好汉,并且又是在他上梁山后,使梁山从此红火兴旺起来。毛泽东深谙《水浒》故事,他一到井冈山后就是这样地广泛发动,广聚贤才,完全借鉴了宋江在梁山造反的做法。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工作方法,在战争空隙时,就安排战士入乡进村,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从而不断聚集革命力量,使边界各县的工农群众,纷纷聚到井冈山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朱德、陈毅、彭德怀等同志的起义部队相继溶聚进来,形成了昔日水泊梁山出现的那种“竞相来奔”的壮观场面。

还要一提的是,在红军未到井冈山地区之前,山上就有袁文才和王佐等不少“绿林豪杰”,占山为王,劫富济贫。他们对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心存戒备,怕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抢了他们的地盘。对于这支部队,党内也有不少看法,有些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但是毛泽东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肚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我们不能当王伦。”他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两次奉上“愿同贵军结为友好,联合一致”的书信,又单枪匹马会见袁文才,对他送上100条枪作为见面礼,并为之除去“宿敌”。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同志到袁文才部队工作;派何长工同志去做团结、争取王佐的工作。以袁、王二人所熟悉的梁山好汉豪侠义气的方式积极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袁和王深为折服,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了井冈山,并心甘情愿地追随毛,率部接受改编,毛泽东对二人委以重任,由此红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并进而扩大了红军队伍,形成了“百川归大海,万众奔井冈”的壮阔局面,红军得以迅猛发展。有些史学家称毛这是借鉴的宋江的办法,是“以义气对义气法”。

(四)在军事、经济、民主及军纪等方面的影响

毛泽在井冈山当上“山大王”后,在紧张的战斗之余,手不释卷的还是《水浒》。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现在领导的农民革命模式与宋江的农民起义同出一辙,因此他时时不忘吸取宋江革命的经验教训,正如他说的那样:“我看宋江这个人有头脑,办事谨慎……我们干革命,就要学宋江,要谨慎。”毛泽东深知,宋江与前两任领导均不同,他不再劫掠过往客商,而是“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其经过。只取官宦、富户的不义之财。”对陷城后的百姓全部采取优抚,“不得伤及无辜”,因而深得民心。而对于俘虏的重要将领,也重礼相待,必“喝退左右,亲解其缚,扶入交椅,纳头便拜”。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宋江带部队四处袭掠,杀贪官打豪绅,特别是成功地开展了两败童贯、三赢高俅的五次反围剿战役,既解决了生存问题,又引起了社会和朝庭的震荡。对于这一切,毛泽东深得三味。他先是教育红军战士要学梁山好汉,要在“山上”安下心来,树立长期“安家”的思想。他讲了个浅显的比喻,也就是后来人们提到的“屁股论”。他说:“人是有屁股的,屁股的作用就是坐下来休息。革命也是一样,不能老是不停地走啊走,腿走疲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所以革命一定要有根据地,才能有地方休息,恢复元气,站稳脚跟。”毛泽东的 "屁股论"让大部分人不再抱有去大中城市走州过府的想法,而是和他一样去做革命的山大王。   红军战士不再见异思迁后,接着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被破坏的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亦即梁山泊的招贤纳士。第二件事是分兵游击,打仗筹款子,以解决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第三是制定严明的军纪。三大纪律:1、行动听指挥;2、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又加上了“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的内容。结果很快造就了井冈山地区的军民鱼水关系。第四是创建茶陵、遂川、宁岗等县的工农红色政权。第五是建被服厂,分土地。实事求是地讲,以上几点大多借鉴了梁山义军的做法,就连井冈山的五次反围剿也与梁山泊的五次反围剿是多么惊人的一致!

毛泽东还十分向往赞赏梁山起义军创造的那种“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千自由,百自在,不吃官司,不受约束”的人人平等的人间愿景。他坚决地废除了打骂体罚士兵的旧军阀作风,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规定“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服”,主要领导毛泽东、朱德等“带头挑粮上山,亲下伙房做伙夫,不坐轿车,不领棉衣”,出现了“红军各部分之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弟兄一般关系,非常欢爱”的局面。与水泊梁山的情形基本没有多少差别。直到1945年毛泽东还对这段生活念念不忘,充满了无限留恋:“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

综上所述,毛泽东1919年春天的梁山之行,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一生的革命生涯,它直接关乎了八年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它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它奠立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模式!应当说,毛泽东的梁山之行是中国革命的起点,是中国革命的引擎,是中国革命的前奏,它奏响了中国革命的礼炮,它鸣响了中国革命的汽笛!《水浒》一书伴随了毛泽东整整一生,还可以这样说,《水浒》照耀毛泽东,《水浒》照耀中国革命,《水浒》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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