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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水浒传》伴随毛泽东的革命人生

来源:  时间:2013/9/28 22:37:26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湖北大学教授  佘大平

金本《水浒传》自明朝末年(1641)出版以来,因其删去了宋江投降打方腊的内容,受到读者热烈追捧,被誉为“英雄《水浒传》”,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风行达300多年,并且逐渐淘汰了其它所有《水浒传》的版本。100回和120回这两种写了宋江投降打方腊内容的“投降《水浒传》”,只在很少的读者中传播,几近绝迹。

“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人最早运用现代文学艺术的理论研究《水浒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看得到金本,而看不到别的版本。胡适在1920年撰写的《〈水浒传〉考证》一文中,把金本《水浒传》“考证”成了明代中叶的真正古本。第二年,即1921年他在《〈水浒传〉后考》一文中承认:“我去年作考证时,只曾见着几种七十回的《水浒》,其余的版本我都不曾见着。”

1924年发现了几部120回本和不完全的100回本《水浒传》。这一年的29,鲁迅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听说李玄伯先生买到若干本百回的《水浒传》,但不全。先生认识他么?我不认识他,不能借看。看现在的情形,百廿回本一年中便知道三部,而百回本少听到,似乎更难得。”(见《鲁迅书信集》)

郑振铎在1929年撰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一文中感叹:“(金本)却打倒了,湮没了一切流行于明代的繁本、简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余氏本、郭氏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传》全书者几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辞,除金本外,几乎没有所谓其它《水浒传》。”

300多年来,绝大多数的读者阅读的都是金本。翻译到国外的《水浒传》也多以金本为底本,《水浒传》成为世界文学名著,金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经常说到的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指的就是金本。

 

300多年来,在众多追捧金本《水浒传》的读者当中,有一位读者值得我们注意,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一直很喜欢阅读《水浒传》,即使是在戎马悾惚的战争年代,也从不间断。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一遍又一遍地读过《水浒传》。据周世钊《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介绍:

那时,乡间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当他阅读《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这些小说的时候,常常被一些生动的斗争故事所吸引,一遍又一遍地读,一直要达到熟悉这些故事情节和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才放手。

前面说过,自从金本《水浒传》于1641年出版以后,很快就将100回本和120回本的《水浒传》淘汰了,几乎绝迹。由此可知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阅读的《水浒传》只能是金本。毛泽东的一生,除晚年而外,发表过许多与《水浒传》有关的文章、讲话,但从未提到过什么宋江投降打方腊的问题,这也足以证明毛泽东一辈子(除晚年外)所读的《水浒传》都是金本。

199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这本书中特别写了《<水浒>与革命》一章。陈晋说:“毛泽东对《水浒传》小说的关注,贯穿了他的一生。”“根据毛泽东回忆,在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水浒》。”“毛泽东曾鼓励新民学会会员读《水浒》。在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时也谈过《水浒》和宋江造反。”陈晋在书中还强调:“《水浒》和毛泽东的意志性格有一种深深的共鸣。”“《水浒》这部古典小说,起到了在一位伟大的现代革命家身上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毛泽东把现实的农民运动,视为几千年农民反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呐喊声中,青年毛泽东曾独自探访梁山。后来毛泽东回忆,他这次探访梁山“因为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见罗斯·特里著《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同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据《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介绍:毛泽东生前在谈到早年读《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对他产生的影响时说过:“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算是《水浒》了。“不过,《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最后他借用《水浒传》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

毛泽东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7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在江西苏区的时候,尽管生活环境非常艰苦,《水浒传》依然是毛泽东爱读的书籍之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讲话、报告和文章中经常引用《水浒传》的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革命道理,或者来印证阐发他的认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林冲打翻洪教头为例,说明战略退却的必要性: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两个拳师放对”,在战场上属于单兵动作,是士兵个体的战斗行为,可是毛泽东却从中发现了战略退却的大问题。用《水浒传》的小故事来说明大道理,显得生动、具体,一般文化程度的干部、战士一听就懂,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毛泽东将反动派比做吃人的野兽。他告诫人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武松打虎”的故事,可以说是《水浒传》中传播得最为广泛的内容之一,真正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几百年来,人们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主要是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至于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很少有人能从这个野兽身上发现什么。毛泽东却将野兽的本性同反动派的反革命本性联系起来,教育我们要坚持斗争,革命到底。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红军游击队里有些干部不注意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往往离开实际情况去估量政治形势,指导工作,因而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批评这种人是“李逵式的长官”:

那些李逵式的长官,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他补实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头脑简单,行事鲁莽。毛泽东将红军中“懵懵懂懂”处事的干部比作“李逵式的长官”,是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同时也肯定了这些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因而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故事之一。他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曾把这个故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评价: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作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页)

建国后,在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给人的启示时又说:

“一打”后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分化了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三庄联盟;然后是解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于是有了孙立的假投降,“三打”就成功了。(《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19421112,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其中第7条主要是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由此,他联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联系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通过《水浒传》的故事解释说: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就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从“三打祝家庄”的精彩故事中,毛泽东提出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一著名的战略策略问题,并且尖锐地指出:“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对《水浒传》一些故事的理解不仅精辟、深刻,而且富有独创性,发人之所未发,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

 194419,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根据金本《水浒传》)新编演的《逼上梁山》以后,当即就非常高兴地给该剧的编导写信说: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毛泽东论文艺》)

这出戏,体现了《水浒传》所表现的强烈的反抗斗争的精神,因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的赞誉,这受到赞誉的实际上是金本《水浒传》。

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经常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努力从《水浒传》中汲取革命的精神营养。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一次在谈到当时社会上刮起了“共产风”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宋江是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来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毛泽东认为宋江劫富济贫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是正义的,因为所取的是不义之财。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便拿走农民的集体财产,如肥猪、大白菜等,想拿就拿,拿起就走,则是错误的,是应该坚决制止的。

195510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说:

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长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教导下,从《水浒传》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从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以及工作方法等问题,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到努力奋斗的拼命精神,从政治到哲学,从思想到实践,毛泽东都结合金本《水浒传》中的事例作了极大的开掘和发挥,展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在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金本《水浒传》被誉为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教科书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岁月,当时的权威报刊突然发表了他于1975814日关于《水浒传》的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

这段讲话的核心,就是批评《水浒传》是宣扬投降的“反面教材”。

 毛泽东这种严厉的批评,是针对100回和120回的《水浒传》的,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问题,毛泽东说的都是事实,是这些被金本淘汰了300多年的100回和120回的《水浒传》当中白纸黑字写着的。至于有人利用他的讲话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关于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晚年仍在其身边做秘书工作的徐中远说:

1975年)813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请来专门给毛泽东读书的芦荻老师来中南海已经两个多月了,由于经常给主席读书、和主席谈书,所以,她和主席也比较熟了,谈吐也就比较随便了。这天,芦荻老师和主席交谈中,她看主席谈兴很浓,就向主席请教了她曾研究和关注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我国几部著名的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谈论这些古典小说,主席当然是很有发言权的,因为他读得多,了解的多。主席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小说,接着又侃侃而谈了《水浒》。和主席交谈,主席很喜欢提出问题。能提出问题,说明你入境了,说明你动脑了。主席也非常有兴趣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芦荻来自教学第一线,又是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所以,她和主席交谈中,常向主席请教和提出一些问题,主席也很有兴趣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有时主席在回答之前,还常让她先说说对所提出问题的看法。在主席谈《水浒》中,芦荻借机向主席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接着,主席便谈了上面这段后来发表的评论《水浒》的话。

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谈话,当时没有录音,是芦获后来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回忆整理的。对这件事,芦荻说: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

后来,有人怀疑芦荻的这份记录稿有无舛误。为此,芦荻曾于1981年致函首届全国《水浒》讨论会,郑重说明:“对毛主席的话,我是如实地记录下来的,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未敢改动。”(见《湖北大学报》19931225日)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这段评《水浒》的谈话,是他在晚年对100回和120回《水浒传》的基本看法,而且在这种《水浒传》当中,也确实明明白白地写着宋江投降打方腊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读的是金本《水浒传》,只是在进城以后,特别是“文革”前后,毛泽东才注意到了100回和120回本《水浒传》。这两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异是很大的。

据徐中远的《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介绍:

196483,逢先知(毛泽东的秘书)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一次是197183日,这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高碧岑告诉笔者,说首长要看《水浒》,要笔者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我们很快在主席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当时笔者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送到了游泳池毛泽东住地交给了高秘书。从游泳池回到笔者的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笔者一拿起电话,高秘书仓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他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当时,笔者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他的书房里。放下电话,急忙到主席书库。因为主席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笔者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屋内。……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我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层查看。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的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找到了主席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我们将它急忙送交高秘书。心想:“这下不会错了!”高秘书说:“你们送来正好,首长正等着看呢。”

第二次,是197221日,主席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就比较熟悉了。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上一次主席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有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这一次,笔者把这部书送给他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我们:“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此情况向主席汇报之后,主席让我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3日,我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巧得很,这部《水浒》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我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后一种,主席翻看后第二天即24日就退回来了。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主席一直留在身边,默默伴随着他度过终身。我们知道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就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了。……

这一段文字有力地证明: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仍然钟爱金本《水浒传》,他的兴趣仍然在金本。 由此可知,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喜爱阅读《水浒传》的,这指的是没有宋江投降打方腊内容的金本。是金本《水浒传》陪伴毛泽东走完他伟大生命的最后一程。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金本《水浒传》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可以明白金本《水浒传》为什么能够淘汰其它所有的版本,风风光光地传播了300多年。

由此,我们应该认真地清理、反省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一段“稀里糊涂”的研究《水浒传》的“学术史”——稀里糊涂批判金圣叹、稀里糊涂封杀金本《水浒传》、稀里糊涂满世界推销120回和100回的“投降《水浒传》”。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水浒传》400多年的传播历史,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金本《水浒传》,对待300多年来热烈追捧金本《水浒传》的广大读者,对待“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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