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内容返回

反思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解读与评析

来源:  时间:2013/9/28 22:15:19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聊城大学教授  宋培宪

 

《水浒传》是毛泽东终生爱读的古代小说之一,也是和毛泽东在意志性格方面产生过深深共鸣并对其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古典小说名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曾从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古典小说做出过新意迭出的解读。其中,自不乏视角独特的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给我们以诸多的启迪;而晚年在特殊时代背景与心理背景的双重作用下其带有浓厚现实主义政治气息的评析,则又颇堪回味,很值得我们从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古典小说既然是文学,就应该首先以文学的视点去品评这样一个层面,去进行认真地总结和深刻地反思。

 

一、毛泽东对《水浒传》的喜爱及原因

1.近七十年的读《水浒》史

据萧瑜的《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1]一书中讲:“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本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住的那个小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董志英的《毛泽东轶事》[2]一书中更介绍说:“13岁的毛泽东”因“背着老师偷偷地读《水浒全传》”,被学校开除了!

1975年“813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了对《水浒传》的一些看法。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传》。”[3] “后来,芦荻这样回忆:‘主席讲《水浒传》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4]

这样,最迟自1906年十三岁的少年时始,至1975年八十二岁高龄时止,在其八十三载(1893——1976)的生命历程中,毛泽东至少有近七十年的读《水浒》、谈《水浒》的历史记录。

2.喜读《水浒传》的原因分析

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5]

据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说,毛泽东读了《水浒传》等后,“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书里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对这一点纳闷了很久。他开始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农民们自然常要反对这种不平等。《水浒》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6]

上面谈到过的1975813日毛泽东同芦荻关于《水浒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是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7]

根据上面所征引的文献资料,似可归纳出毛泽东之所以对《水浒传》产生浓厚兴趣的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农村的生活既为他所熟知,农民的疾苦也引起他的同情,而其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也是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的。

《水浒》是一部与农村和农民革命斗争有着紧密关系的古代小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差不多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参加革命之后,也是从关注和研究农民问题开始的。19265月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讲课的中心内容就是农民问题;19271月,为了动员、组织农民,他用了三十三天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生在农村,又长时期地和农民们生活在一起,因此,他熟悉农村,同情农民的疾苦,憎恶土豪劣绅欺压劳苦百姓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水浒传》中所描写和颂扬的那一个个英雄人物,有打渔的,有种菜的,有打铁的,有卖膏药的,……这些个普普通通的贫农百姓,对毛泽东来说都似曾相识;他们的造反抗争、劫富济贫的作为,毛泽东好像也都耳曾所闻、心曾所想。于是,对这样一部与农村和农民革命斗争有着密切联系的古代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非常自然的。

第二,喜欢“描写起义、造反的书”,羡慕“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这与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阶段里阅读,也不能说没有关系。

据萧三回忆毛泽东少年时代:“那些小说里的故事、人物,毛泽东都记得非常的熟,放牛或农作完了的时候,他和小朋友切磋书中的故事——武松打大虫演得很像。看得人都喊‘再做一回’!那些读物后来对他的影响也很大。”[8]而毛泽东之所以“最喜欢描写起义、造反的书”,把“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视为“心目中的英雄”,用他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即可作出相关的解释:“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甚至于可以说,在他的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读物就要数《水浒传》了。依笔者的阅历,牵强此附两句:这和今天五十岁左右年龄的人,在少年时代最乐意看“战争片”和“反特片”的情景,似颇有相近之处。

第三,《水浒传》中的造反意念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具有的强烈反抗精神的共鸣,是毛泽东喜爱《水浒传》的最主要的思想原因。

“《水浒》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主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书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激起了他反抗现存秩序的精神。这是毛一生的思想中,从中国旧文化(区别于官修典籍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第19页)。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在同斯诺交谈中,他曾回忆说:

有一件事我得特别清楚。在我大十三候,我父亲请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着他的面争论,父亲当而无用,一下激怒了我。我回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追着我想我回去。父也追了上,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威胁他说如果他再走进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在这种情况下,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都提出来了。我父亲坚持让我道歉并磕头认错。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只脚磕头认错。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权力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下来了;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的打骂我。[9]

上面这段追忆,既很有意思: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因琐事与父亲顶嘴、使性子;又颇堪品味:当众“回骂”父亲,提出“停战”的“反要求”,用“当众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事实上,自青少年时代起,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里,毛泽东敢于抗争、善于斗争的例子是很多的。

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从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的诞生,直至他的一生,毛泽东都是不畏强权并擅用斗争智慧,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

1937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他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10]《水浒传》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毛泽东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把马克思主义道理概括为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所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这一主题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具有的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第四,“《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来看”;“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早在进城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自六十年代始,鉴于一些同志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革命热情消退,革命意志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目标的事例的时有发生,毛泽东就一直考虑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是否会重蹈“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覆辙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而宋江“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恰可作为防修反修、永葆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因之,毛泽东在这里把《水浒传》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的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吸取教训。

 

二.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解读与评析

1.朴素而深刻的“官逼民反”

193853,在“抗大”第三期二大队讲话时说:“我们被逼上梁山,所谓官逼民反,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12]就笔者所知,这大概是毛泽东较早正式提出“逼上梁山”和“官逼民反”这样一对明确的概念。而在此以后,则更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

如: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会见了陈立夫。在会见时,毛泽东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13]1964年“1月,毛泽东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用《水浒传》的故事做了一个基本总结:‘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4]“《水浒传》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毛泽东同志却认为:要把它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15]

《水浒传》所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通过武松、林冲等英雄豪杰由分散的、单个的复仇直至汇聚水泊梁山,恰好形象地反映出受盘削、受欺压的人们不得不起义造反的必然过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官逼民反”的历史必然,也是《水浒》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精华。毛泽东结合自身的革命实践,联系《水浒传》中的故事内容,所揭示出的“逼上梁山”和“官逼民反”这样一对概念,既朴素,又深刻。

2.“喻事明理”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水浒传》一书对毛泽东的影响,既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它既把“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视为“心目中的英雄”,要“学梁山平泊好汉”[16]以谋求“救国之道”,又把它“当作一部政治书看”,以从中了解“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更借用书中的人和事“喻事明理”,用以指导革命的军事、政治实践,事理结合,深中肯綮,从而显示出一代领袖高屋建瓴的过人本领和深邃丰厚的理论底蕴。

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战略退却”问题时,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7]。用以说明:“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形象而风趣。

再如,毛泽东曾以“三打祝家庄”为例:“《水浒传》里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想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18],来说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并明确表示:“《水浒传》里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就是最好的一个。”

又比如,1949年“6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讲,提出,对于人民的敌人不可善发慈悲,要像对付景阳冈老虎那样地对付他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说明:对于人民的敌人,决不可心慈手软,更不能抱有幻想,要积极、勇敢地去进行斗争,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3.服务于革命需要的灵活借鉴和古为今用

毛泽东博览群书,更擅长对书中知识和经验的灵活掌握和古为今用。这种结合自身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拿来”和吸收,即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地去学习和借鉴。

如,“毛泽东经常借《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来阐释灵活多变的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他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将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20]

再如,1945年“4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在谈到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21]

     又比如,“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说:‘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城市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22]

     如上所例举,无论是保卫工作、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还是城市工作,毛泽东都能将《水浒传》中的材料信手拈来,相互生发,灵活应用。也许正因为毛泽东广泛吸收了《水浒》《三国》书中的这些事例、精华,并屡屡把它运用到自己的革命实践,所以难免招来一些人的闲言碎语,“说他领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今天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革命的中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23]

 

三、对毛泽东《水浒传》“研究成果”的反思

1、独特视角下的新意迭出

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也是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史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仅就其对《水浒传》一书的独特视角下一系列新意迭出的观点来看,把他称作是一位见解独特而精深的“《水浒传》专家”似也不为过。

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以政治的视角读《水浒传》,认为《水浒》“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从而得出了“官逼民反”的结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一命门,可谓是“蛇打七寸”,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因之要据此把《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其意在表现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人民革命绝不可重蹈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覆辙的现实忧虑,以防患于未然。

     二是他以哲学的视角读《水浒传》,教导人们“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24]。并用具体事例加以说明:“《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25]

     三是擅长灵活借鉴和古为今用,巧妙地用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服务、指导于革命的实践。如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有些指践员不注意调查研究,而又处理问题鲁莽,毛泽东就说:“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的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26]这样,通过《水浒》里的李逵这个人物作为媒介,寓批评于说理之中,就能使被批评者心服口服,从而收到极佳的效果。

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在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赋予《水浒传》中的人物与故事以崭新的含义,此处就不再赘述了。所有这些独特视角下的解读与评析,既带有特定的时代印痕,又多为真知灼见,最为关键的是具有毛泽东作为“评论家”的鲜明的个人色彩。很可值得我们去品味、去研讨。相信也必定会为当下和今后对包括《水浒传》在内的其他古典名著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出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2、“文革”色彩与评《水浒》语录的“被利用”

纵观毛泽东一生中关于《水浒》方面的评论,其中最为重要、也影响最大的论述,恐怕就数1975813日与芦获谈话时的下面这样一段文字了。为利于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予以评说,现不妨全部誊录如次: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竞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别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的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传》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那段评语印在前面[27]

上面这段谈话,牵扯到的问题很多,既包括毛泽东本人对《水浒传》的评论,也包括毛泽东对鲁迅评《水浒传》的评论,更包括对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看法,还涉及到了《水浒传》版本方面的问题。有关毛泽东本人对《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全书要害的揭示,与“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可做“反面教材”的警世情怀,上面已有论及;关于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对金圣叹的贬斥以及版本问题,在此处也不想多说。

在这里,笔者想主要探讨的是毛评《水浒》的“文革”色彩与评《水浒》语录的“被利用”问题,以期通过这种探讨,使得我们理清事情的真相,并汲取其中的教训。

有关毛泽东和芦荻谈论《水浒》事,据作家叶永烈采访当事人芦荻所记,说是这天毛泽东鼓励她提问题,这时芦荻就问道:“主席,听说你讲过《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那时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这时,坐在一旁的张玉凤也插话说:“去年在武汉时,我正读《水浒传》。主席见了,对我说过,‘宋江是投降派!’”于是,芦荻请毛泽东详细谈谈应当怎样读《水浒传》这部书。这样也就引发出毛泽东的一大段议论。芦荻的笔,沙沙地做记录,记下了毛泽东的话[28]。而上面这段毛泽东《水浒》的著名语录,便正是芦荻根据当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整理下来的。

据上所知,“毛泽东的这段著名的谈话,不是毛泽东自己撰写而反复斟酌修改的关于《水浒》评论的专论,也不是‘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意义’的最新指示,更不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的动员令。它是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平常的闲谈。[29]对这件事,后来芦荻也说:“毛泽东评《水浒》,完全是对《水浒》这部小说讲的,并没有别的意思。”[30]

诚然,针对“这一次”的谈话,就小说言小说固是事实,却也表现出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本想通过这部反面教材,意欲使人们知道如何发展和捍卫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永不褪色的深邃思索,以及从宋江受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特定事件中吸取教训的这样一种现实忧虑。到了70年代,已确定为党的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出国,刘少奇早已含冤去世,周恩来、朱德等老战友相继住进医院。四人帮则迫不及待的想着抢班夺权。在上述特定的时代和心理背景下,毛泽东大力倡导“继续革命”,反对修正主义,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仍然爱读《水浒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上面的谈话,又使我们不得不强烈地感受和目睹到“文革”气息与“文革色彩。

据在晚年的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先生讲: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特别是到了1975年下半年,他已经显得很衰老了。他说话已难听清了。那些日子,他日常的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看书,而且差不多就是倚在床上看书。看书看得时间长了,工作人员就扶他在屋里走一走,或请他坐在会客厅沙发上休息一下。因为他终生酷爱读书,也很爱读书和评书,所以工作人员扶他走动或陪他休息时,聊天和闲谈差不多也总是以书为话题,用书来引起他的兴趣,达到让他休息和调节的目的。这段有关《水浒》的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然而,正是这次并“没有别的意思”的“平常的闲谈”,却掀起了一场祸及全国的风波!

经过芦荻所整理的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就传到了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宣传、理论、思想、教育等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姚文元那里。经姚文元移花接木,将谈话与政治斗争和现实思想战线的斗争相联系,很快,一场评《水浒》的运动,便在中华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江青一看有机可乘,也推波助澜,并在当年9月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要求放她所谓讲《水浒》的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将此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针对江青的话说:“放屁,文不对题。”并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经毛泽东发话,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谈到毛评《水浒》语录的“被利用”,确实有很多教训值得汲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把领袖奉为神灵,一句顶一万句。“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慧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的一种评论。”(《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0页),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事情。这正像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性的关于《红楼梦》的辩论和讨论那样,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深刻与正确与否,理应被视作一家之言。但却演变成一场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学术思想所进行的清理和批评,这就是不能不说是以“政治”来对“学术”了。“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表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54年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出现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1975年的评《水浒》,简直更是江青、姚文元之流借机大做政治文章的一种阴谋!其所造成的后果和恶果,不仅损伤了学术尊严,也使得政治斗争庸俗化和低劣化,这不仅对发扬学术民主和促进文化繁荣是极其不利的,而且对政治文化生活的健康有序开展也是极为有害的。虽然,1975年评《水浒》的这股逆流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去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3“知识分子”、“武松故乡”及其他

1945年,毛泽东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梁山伯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31]; 1964年2月13,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毛泽东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明朝皇帝做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也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的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32]。——若单看前一段论述,无疑是表现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而再看后一段论述,则又对“文盲”、“半文盲”的明太祖、成祖二人赞美有加。其对“知识分子”的印象,前后并不一致。若再联系1938年其在“抗大”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李逵什么也没有学,仗打得很好,岳飞也不是什么地方毕业,陈胜、吴广、石达开、杨秀清都是农民出身”的话,似又约可窥视到“文革”前夕他着意强调“又红又专”,用力培养和提拔工农出身的干部的良苦用心和历史轨迹。

19561119,毛泽东在《对<我们一个社就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是“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34]。这句话,不但在现如今的阳谷城区时有所见,而且在有关商品中也赫然印出。但多少年来,笔者却也难得其解。因为《水浒传》中明明写着武大与武松这一母所生的哥俩是清河县人氏,武大娶了潘金莲后,因浮浪子弟的骚扰,在“清河县住不牢”,才“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而武松则是在景阳冈上打死了害人的老虎,才得以在阳谷县做起了都头。因此,这武松本不是阳谷县人,那么,毛泽东所说的“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也就不知所据了?

抑或,这位在《水浒传》中本是“清河县人氏”的打虎英雄,到了《金瓶梅》里却被兰陵笑生生给换了籍贯,改作阳谷县人氏。而既读过《水浒传》、又读过《金瓶梅》的毛泽东,把二者给混淆了,也未可知。只是,即便在《金瓶梅》里,也是写着“那时山东界上,有一座景阳冈”(第一回)。所以,不管怎么着,都是在山东界里打的虎。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是:《水浒传》载武松为清河县人,在阳谷打虎;而《金瓶梅》改武松为阳谷县人,而打虎之地景阳冈(地属山东界内)则仍沿袭了《水浒》而失改。这一疏漏,遂造成了毛泽东“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这一说法的失误。——当然,这也仅仅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而已。

写到这里,又使我想起另外一件有关毛泽东论及人物籍贯的事情。说是1951年春的一天,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专列的会客室。毛泽东随便问道:“你是哪里人?”“山西武乡人。”毛泽东问:“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纪登奎颇有些自豪:“我们山西人。”毛泽东笑道:“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命案,逃往山西。……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35]。而杨尚昆198695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回忆,也再次印证了毛泽东确实讲过“关云长不是山西人,而是河南人······,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的话[36]

而如果讲,说阳谷县是武松的故乡,恐怕是由于打虎所在地的景阳冈隶属于阳谷,而武松后又在阳谷县做了都头,毛泽东或许是兴之所致的话;那么,作为博览群书,且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极为稔熟并颇有研究的毛泽东,又说关云长是河南人,则就十分令人费解了。笔者随手写在这里,实也有向学界同仁、专家学者求解之意。

毛泽东还是一个幽默的大师,尤其在他运用古典小说中的原料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沟通交流时,更是诙谐、风趣。如1973年春天,在一次军委办公会上,当小平同志进来时,他一把握住邓小平的手,开玩笑说:“小平同志啊,你有个弟弟叫邓小贤,‘男女关系’问题,《水浒》里已经解决了!当时他借用小平同志青年时代用过的的名字邓希贤”,恰与《水浒传》王婆所定“捱光”计里所说的五个条件(潘、驴、邓、小、闲)中的后三件语音相近,所以就嘻哈开了。“这时陈士榘开始意识到毛泽东是在跟邓小平开玩笑,说明邓小平的问题已经解决,应该出山了”[37]。这固然是玩笑,也可以说是老战友间独有的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传递感情、信息的方式。

而像下面的话题,则又让人如坠雾里梦里。如:193810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问贺龙:“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38]交谈中,恰好徐海东也在场。而当后来徐海东去华中新四军就职前向毛泽东辞行,说到“你说的那三部小说还没有看呢”时,毛泽东却十分不解地说:“什么三部小说?”看来连他自己也已经忘了[39]。但是,到了十六年之后的1954年,他又对警卫员葛来亮说过“我国的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你看过吗”这样的话。真不知他这“三部名小说”和“三部名著”的提法源出何处,抑或压根儿就是“即兴发挥”?若是“哈哈一笑”式的兴之所致,缘何事隔十几年后还能够一脉贯连,实不知其据也,真不知其解也。

 

注释:

[1]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董志英:《毛泽东轶事》,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3][7][27]武思萦、樊静:《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第248页,第233——234页。

[4][28]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7页,233页。

[5][9]《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第7——8页。

[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8]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10]湖北省社科院编:《忆董老》(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11][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第1473页。

[12]戴知贤:《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13]王炳南:《阳光普照雾山城——忆毛泽东在重庆》,《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

[14]《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

[15]薄一波:《回忆片段——记毛泽东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1226日。

[16]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7][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第313页。

[20]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62页。

[21][22][31]《党的文献》1993年第6期。

[23]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24]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8页。

[25]张素华、边参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29][30]徐中远:《毛泽东评读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第117页。

[32]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33]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218页。

[34]《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期。

[35]《法制文萃报》199886日第6版,摘自《当代民声》第1——8期。

[36]《杨尚昆忆毛泽东——关于毛主席的几点回忆》,载《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7]刘恩营:《三星上将陈士榘》,《中华儿女》1996年第4期。

[38]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

[39]张麟、宁凡:《徐海东大将》,海燕出版社1987年版。

图片新闻

加入收藏 | 联系我们 | 免责申明
鲁ICP备13015179号-2

    战略合作:梁山今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1885478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