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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神遇水浒英雄

来源:  时间:2013/9/28 22:13:15  点击:次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济宁学院教授  王振星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和判断力,对中国古典文学更是情有独钟,水浒故事对他一生都是一个难以割舍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对水浒故事的态度,使我们更能深层次地了解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人对水浒故事的认识。

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喜欢读《水浒传》,倾慕那些造反的英雄,并为他们的造反精神所感动。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向他谈起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况: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我母亲完全不识字,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的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的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比村里的老人知道的还要多。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相互讲述。我想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西行漫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毛泽东在这里列举的五部小说,除《精忠传》外,其它四部或多或少地都与造反有关。《隋唐》即《隋唐演义》,写得是隋唐之间的瓦岗起义;《三国》即《三国演义》,从汉末的黄巾大起义写到魏、蜀、吴三国之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实际上也是造反。而《水浒传》在旧小说中最集中、最深刻的反映了造反故事,所以毛泽东很喜欢它。

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一些同学或挚友也曾这样描绘毛泽东读《水浒传》的情况:

毛泽东对这两本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入了迷,在

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他天天随身把书带到

田里,得空便溜到一座古坟后的一棵老树下坐下来看书,当他逐

字逐句地读着好汉们的生平和壮举时,或者看到三国战争中的韬

略和计谋时,时常情不自禁地心醉神迷。(肖瑜《我和毛泽东的

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页)

后来,经父亲同意,毛泽东要去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念书,临行前那天早晨,肖瑜(子升、旭东)接着写道:“天刚蒙蒙亮,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就起床了……把他的那几件随身衣物打成包裹……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的白床单子和几件旧的、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杂物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那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大步流星地上路了”(肖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3-14页)。

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说:“在韶山时期,这些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比任何东西都更影响了毛泽东的心灵世界”(《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6页)。

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说:“这些小说对他(毛泽东)无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毛泽东传》,中国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页)。

毛泽东喜欢描写造反故事的《水浒传》,他神遇水浒英雄,在他的心灵世界引起波澜。事实上,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在心理上滋生了一种反抗意识,这种意识与水浒故事的造反精神相契合。这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毛泽东八岁时开始在本地的一所小学读书,老师教的是孔子的《论语》和朱熹编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再加上老师管理粗暴,他就曾以逃学的方式进行反抗。他罢了老师的课,但又不敢回家,乱跑了三天后,被家人找回家。使他奇怪的是,他回到家里不但没有遭到父亲的打骂,反而看到父亲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善,温和了一些。老师的态度也不再那么死板。从中他体会到,自己的反抗有了效果,“这次‘罢课’胜利了”(《西行漫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从此,毛泽东的反抗心理与日俱增。13岁那年,他因与父亲在一些问题上看法相左,便经常与父亲辩论,并得出一条经验:那就是用父亲自己的方法去引经据典的驳斥父亲。当时湖南发生饥荒,长沙群众攻打政府衙门,砍断了官府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大人,这给少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韶山发生了彭铁匠领导的哥老会起义,虽然起义失败彭铁匠被杀,但彭铁匠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却成了英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西行漫记·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随年龄的增长,毛泽东到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在那里,他领导了学生罢课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不断滋长的反抗精神,不能说与毛泽东喜欢的旧小说中那些造反故事无关。

毛泽东赞佩梁山英雄好汉,为他们的行为所感染,为他们的思想感情所激动。后来在慢长的革命斗争中,他逐渐理解了水浒英雄的造反精神,并在以后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受到他们的启示。他把水浒故事经常运用于他的文章及讲话中。

1930年5月,毛泽东为反对红军当时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调查文章,文中借用水浒人物,批评了李逵式的官长:“那些李逵式的官长,看见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的乱处置一番,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毛泽东喜欢李逵这个人物,但不赞成李逵般的鲁莽行事方式。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经验,写到战略退却的时候,引用了林冲与洪教头的一次比武:“《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了几个‘来’、‘来’、‘来’,结果退让的林冲看出了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利用林冲在退却中击败狂妄的洪教头的事实,说明必要时战略退却的必要性。

毛泽东运用水浒故事谈哲学,谈辩证法,1937年8月,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继《实践论》之后写了《矛盾论》。文中以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战例说明矛盾的特殊性:“《水浒传》上的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木马计,又称特洛伊木马计,来自古希腊神话传说: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到希腊,诱走了希腊的美女海伦,引起了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一场战争。战争进行了九年,希腊也未取胜。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修斯采用了木马计,把一批精兵装在一匹大木马肚子里,放在特洛伊的城门外,特洛伊人出于好奇,就把大木马搬到城里。到了夜间,希腊人从木马肚子里冲出来,里应外合,把特洛伊城攻了下来。)毛泽东把三打祝家庄与木马计相提并论。说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但要“知己知彼”,就要进行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的道理。

对于工作的具体方法,毛泽东往往也用水浒故事生动形象的描述。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谈到城市地下工作的问题:“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而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毛泽东说明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但不赞成梁山好汉做城市工作时不注重作秘密掩护的做法。

1949年6月30号,为纪念建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借用武松打虎的故事说明了对敌斗争的彻底性:“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弱。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视敌我矛盾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他告诫革命者不要对敌人抱有任何幻想,否则就会被老虎一样的敌人吃掉。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把水浒故事和现实政治连在一起。据薄一波同志回忆,毛泽东曾说过,“《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因为书中“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领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寨、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一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的好”。毛泽东把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政治融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政治领导艺术,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薄一波《回忆片段》,《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晚年的毛泽东,又钟情于《水浒传》评论。毛泽东与芦狄(她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谈论《水浒传》,表明了一个伟人对这部古典名著的观点,芦狄整理出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

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

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

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

——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

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

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

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以上引文均见《人民政协报·春

秋周刊》2001年6月22日)

毛泽东从政治角度评论《水浒传》,得出一些带有政治路线斗争意味的结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关注着党内的路线斗争,时时准备着反对修正主义,自然就把宋江的受招安引为历史教训。毛泽东的观点受鲁迅的影响,“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去打不“替天行道”的方腊。宋江是奴才,方腊反对统治阶级是英雄。宋江上梁山以后,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标志着思想旗帜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说“这只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是搞“修正主义”,其结果是被朝廷招安,投降朝廷,最终成为农民起义的背叛者。正是因为宋江执行的路线本质是与地主阶级一致,所以毛泽东才说他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正是他与地主阶级一致性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把《水浒传》看作了反面教材。把《水浒传》当做反面教材,又与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有关,毛泽东说,“金圣叹把《水浒传》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这砍掉的二十多回,正是宋江接受招安、南平方腊的部分,砍掉了这部分,就失去了作反面教材的作用。毛泽东是不赞成腰斩《水浒》的。

毛泽东以今人的眼光来审视水浒故事,也显示了他晚年的一种特有的心态:从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一直考虑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不会半途而废的问题,担心路线会不会改变。这份谈话记录公布以后,却在全国掀起一场浩大的“文化与政治运动”——评《水浒传》运动。

打开了那一页尘封多年的历史,政治运动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水浒故事毕竟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一条难以磨灭的印迹。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化有高深的修养,对中国的古典小说谙熟于心。透过水浒故事这个视角,人们自然也会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永远读不完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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